“复旦文史专刊”第七种《佛教史研究的方法与前景》（中华书局，2013年6月）
&苍产蝉辫;&苍产蝉辫;&苍产蝉辫;&苍产蝉辫;&苍产蝉辫;中国大陆佛教史的研究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1920、1930年代。如果回到那个时代来看，中国佛教史研究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老的传统。在我看来，有叁个方面已经基本形成了中国佛教史研究的一些的特点：第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历史学和文献考证的研究进路。我可以举一个例子，最近我一直在琢磨陈垣和胡适对于四十二章经、理惑论和“浮屠”与“佛”的一个争论。这个争论一直到最后由季羡林先生和周一良先生采取了一些妥协的、圆滑的说法，其实已经提出了很多对于佛教史研究的基本方法。当时陈垣和胡适讨论的“信供”还是“信证”，以及胡适与其他人提出的所谓教内史料、教外史料的问题，还有我们逐渐形成的用文集、史传、碑志来辅佐佛教内部材料的问题，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历史学和文献学研究的进路。
&苍产蝉辫;&苍产蝉辫;&苍产蝉辫;&苍产蝉辫;&苍产蝉辫;第二个特点，在二十世纪20到30年代其实已经出现一批具有很好的语言学能力的人，包括汤用彤、陈寅恪、周一良、季羡林，其实都已经在当时历史、佛典翻译的一些领域里做的很好。第叁个方面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者在那个时代已经非常注意所谓“佛教史的语境”，就是佛教史的背景尤其是政治史背景。在这点上，我觉得当时的中国佛教史研究界绝不比国外的学者差，甚至在我看来要比国外的一些学者要好。
但是在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好像这个传统消失了，又建立起一个新传统。这个新传统，不去说意识形态的问题，在学科制度上，佛教研究被归入哲学系，这本身是有一点问题的。在研究方法上，过度借助于哲学分析和经济分析；在资料方面，主要集中在汉文佛教文献，也是有一点问题的。这些问题确实造成我们的方法越来越简单、路径越来越狭窄、资料越来越单一。
我觉得，中国古代的佛教史研究界是不是也需要去重新讨论我们的理论、方法和框架，然后把佛教的政治、社会风俗串联起来。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些希望大家讨论的问题：第一是对中国佛教史研究传统的反思。我们要问的是，中国佛教史研究者为何这些年来忽略与印度、中亚、日本的关联？二十世纪二、三十年代以后，佛教研究里语言知识的训练为什么越来越缺乏？第二个问题，我们希望来自日本、美国的各方面的学者告诉我们，欧美、日本和中国佛教史研究界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新趋向和新领域。第三，我们希望重新检讨，佛教史和政治史、艺术史、社会史这些领域里的综合研究方法应该是怎样的？总的来说，我们是带着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界现状的焦虑来召开这次研讨会。（摘自葛兆光教授的会议致辞）